1977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期，在聯合副刊發表「狼來了」一文，直指毛澤東提倡的工農兵文藝，已有人在台灣公然提倡。他雖未指名道姓，但當時正值戒嚴時期，此文被認為是給當時提倡鄉土文學的小說家陳映真、王拓的「扣帽子」，因而引發鄉土文學論戰。
隨後知名政論家徐復觀等人先後發表文章，反對以鄉土文學將人入罪，並未引發文壇的白色恐怖。但余光中因此備受文壇抨擊，自己也被戴上「官詩人」的帽子，形象大受影響。
2004年8月，余光中在大陸羊城晚報發表文章「向歷史自首 —溽暑答客四問題」，還原他寫「狼來了」時候的心情，部分原文如下：
「在『文革』震駭的壓力下，心情沉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對茫茫九州鄉思愈深，而對現實的恐懼愈強，其間的矛盾可見於我的詩句「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海外的「左派」讀到此句，只見「梅毒」而不見「母親」，常斥為「反華」。
這就是當年我在香港寫《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說，那篇文章應該那樣寫。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
我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包括國民黨，有時出席某些官方會議，也不過「行禮如儀」。在那時代，大陸的文人難道能不參加各種集會嗎？陳映真先生1987年對四川作協介紹台灣文壇，曾說我是「官方詩人」；更有人說，我的地位是國民黨捧起來的。這話恐怕經不起分析吧？無論在學府或文壇，我都是靠自己努力的，那麼多的同事、學生、編輯、讀者、聽眾，能容你騙嗎？香港中文大學聘我去任教，一去十年。大陸20所高校請我去講學，20家出版社為我出書。這些，都由得國民黨來安排嗎？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吉林大學、岳麓書院……犯得著請一位國民黨的官方詩人去講學嗎？《狼》寫得不對，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氣，自己 發的神經病，不是任何政黨所能支使。
□《狼》文發表以後，引起許多爭議，大多是負面的。許多朋友，例如齊邦媛、張曉風，都曾婉言向我諷諫。晚輩如陳芳明，反應就比較強烈。南京的評論名家陳遼，2000年在《余光中也是評論大家》一文中，也指出此文的不當。有這麼多愛護我的人都不以為然，我當年被心魔所魅是顯而易見的。」
余光中周四過世，包括向陽、廖玉蕙、朱宥勳等不同世代作家，及樂評人馬世芳、資深媒體人陳文茜等，都在臉書提及「狼來了」這段往事及對余光中的評價。
年輕作家朱宥勳毫不客氣地說：「我認為不出惡聲已是最大的寬容，無須過度禮遇。」
馬世芳則在臉書寫道「不，我當然不打算忘記『狼來了』。這是他一生的汙點。」但他又說：「不，我不同意因為『狼來了』或是他的政治傾向，就要把他的詩文都貶為不值一顧。」他認為應大大肯定余光中對近當代青年創作歌謠「以詩入歌」路線的啟發與影響。
詩人向陽和弟弟林彧，年輕時都曾受余光中提攜賞識，向陽在臉書提到，年輕時的余光中也曾是「激進份子」，1960年代負責《文星》雜誌詩頁，也寫過不少主張「西化」的文章，盛讚過李敖主編的《文星》雜誌「是勇敢的，它不按牌理出牌，而且，只要看準了，往往全部show hand，決不逃避。」余光中還曾以〈剪掉散文的辮子〉批判當時主流的散文界是「紙業公會最大的恩人，它幫助消耗紙張的速度是驚人的。」是年輕時的銳氣、才華和激進，樹立了他的風格和聲名。
讓向陽遺憾的是，發表「狼來了」一文，指控當時的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藝」，對余光中往後的文學令譽造成相當巨大的傷害。余光中晚年發文表示：「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想來也是悔不當初的，只可惜已然難以挽回。
但向陽仍認為余光中「他的文學終究還是台灣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子灣來去的波潮，也將永遠記得他的容顏和身影。」
陳文茜則在臉書「文茜的世界周報」中提到，這兩天，有人提起余光中當時在戒嚴時期「狼來了」等文章，批評之餘甚至認為基於他的過去，此人不值哀悼。但回頭看他最著名的「鄉愁」，「那不只是1949後的產物，而是世界戰亂文學中的遺產。如果你願意走進他的生命中，朗誦閱讀，你也可以和他一同愁□。」
陳文茜認為余光中「 仍然是一代文學巨匠。 誰在生命中沒有犯過錯呢？誰又在那個時代，勇敢、且盡了力呢？現在□大話，太容易。」
●以下為「狼來了」全文：
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來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工人、農人、軍人，同為社會的支柱，正如公務員、教師、商人、自由業者等等，亦為社會的支柱一樣，工農兵的生活應該關懷，工農兵的形象應該描繪，其理至顯，誰也不會反對，誰都應該贊成，然則社會百業，何以獨舉工農兵而排其他？何以排列的次序是工農兵而不是農工兵或兵農工？條條大路皆為報國之途，何以獨要突出這三個「階級」？如果說，所謂工農兵，不過是代表大眾的意思，那麼逕用涵蓋面更大的「大眾文學」或「國民文學」好了。
所謂「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明確宣佈：「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放過知識份子，因為他接著又說：「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從前引的毛語看來，所謂「工農兵文藝」正是配合階級鬥爭的一種文藝：政治才是目的，文藝云云不過是一種手段，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毛澤東分配給知識份子的邊緣任務，是「長期地合作」，「合作」二字用得很妙：如果知識份子起來響應工農兵的「革命」和「工農兵文藝」，當然便是「合作」，否則便是「反革命」。
那麼，該怎麼「合作」法呢？毛澤東也有具體的說明：「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原來在「工農兵文藝」政策下的所謂文藝批評，乃是一種鬥爭方法，然則鬥爭的目的何在呢？毛澤東也說得很清楚：在於「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
在同一篇「講話」裡，毛澤東又說：「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也就是說，把中國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徹底破壞之後，就可以建設起「工農兵文藝」了。
以上引證的幾段毛語，說明了所謂「工農兵文藝」是個什麼樣的「新東西」，其中的若干觀點，和近年來國內的某些「文藝批評」，竟似有些暗合之處，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
我國軍人的知識水準，近年來提高了許多，文藝在軍中更遍受重視。文壇上知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不少位出於軍中，各大學更經常邀請這些軍中作家去演講或座談，大學生畢業後，都要入軍中服役，所以柳營與學府之間亦難以區分，如果把後備軍人也算在裡面，則從我服役的那一屆(民國四十一年)起，更不知有多少作家，既然如此，則「兵的文學」又何須再加提倡呢？所謂「工農兵文藝」，至少有三分之一早已盛行於台灣，但其用意和毛澤東所強調的卻大不相同，民國六十四年第二屆現代詩獎的兩位得獎人，管管出身於軍中，吳晟出身於農民，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兩位詩人之所以得獎，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成就，不是因為他們的出身，「階級成分」不是台灣文藝批評的標準。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也許會說：「台灣是開放的社會嘛，什麼東西都可以提倡的。」中共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台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還會在台北得獎呢，正當我國外遭逆境之際，竟然有人內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巧合了，這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強調文藝要寫實，但對於「秧歌」，「尹縣長」，「敢有歌吟動地哀」，「古拉格群島」等所寫之「實」卻似乎視而不睹，對於天安門、四人幫等事件所演之「實」卻似乎避而不談，此時此地，卻興致勃勃地來提倡「工農兵文藝」，這樣的作風，不能令人無疑。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優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學」……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頂。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六十六年八月於香港。
【1977-08-20/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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