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新預測，美國2018年的經濟成長率為2.9％，2019年預估可能減緩到只有2.0％。現在的經濟成長速度大約與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時相當（2014年的GDP成長率為2.5％，2015年為2.9％，2016年則減緩至1.6％－也許與選舉造成的不確定性有關）。
這種成長率將為美國總統川普帶來難題，因為他屢次承諾在他的政府帶領下經濟成長會加速，且將一直保持在3％以上。因此，這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將是個機會。但是民主黨人能不能證明自己有能力推出一套真正能改變現狀的政策？
當然，要解決的問題不只是統計出來的成長數字，還有幾種根本的失衡問題已出現於美國經濟的結構。
較小的鄉鎮和農村地區已呈現出工作年齡人口外流的現象。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口正移往機會所在之處，而只有高中學歷的人口，則愈來愈被困在經濟展望欠佳的地區。雖然沿海的超級明星城市（例如西雅圖、舊金山灣區、洛杉磯、波士頓、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正吸引占全國愈來愈高比例的科技人口和風險資產，並因而承受極高的房地產價格和極度擁擠帶來的問題。
那麼，美國能不能提振生產力成長並且能長久持續，同時還能更廣泛地分配成長所帶來的利益，給各所得階層和所有地理區？
有兩股目前正在發展的重要概念應該能幫得上忙，這些概念的一些版本可望在下一輪民主黨候選人辯論期間或之後出現。
第一個概念是，美國可以藉由政府投資「轉型創新」，強化國家的製造能力－也就是把科學理論轉變成實際工程應用，而且很重要的是，把這些實際應用規模化、並進行國內的商業生產。這個概略的想法已吸引跨黨派的支持，也獲得在過去十年間發展出來的14所製造研究機構支持。密西根大學的柯塔（Sridhar Kota）和他在「MForesight：製造遠見聯盟」的同事，也已提出這個概念的下世代版本（更宏大和更好的版本）。
正如葛魯柏（Jonathan Gruber）在我們合著的書《躍進的美國》（Jump-Starting America）中所說，在有足夠強勁外溢效應（例如能創造新知識和技術）的情況下，投入在研究與開發的公共投資就值得去做。潛在的外溢效應極有價值，但它們往往引不起私人部門的投資興趣；畢竟，籌集資金的人確實該關心自己的投資人能獲得多少報酬。這表示私人部門將不願意投資在培養工程人才、建立大規模製造能力，以及加強美國與中國、南韓等製造大國相競爭的能力。
我們的優先要務應該是什麼？MForesight的柯塔與湯姆．馬霍尼（Kota and Tom Mahoney）在2018年發表的「製造繁榮」報告裡，有一些有趣的建議，包括奈米科技、軟性電子產品和智慧（數位化）製造。
我們在《躍進的美國》的看法很簡單：全部都做，因為創造新產業就能創造未來的好工作－而且要遍及全國各角落。就我們所知，每一州都有參與這類計畫並做出貢獻的能力。
但更快的生產力成長、甚至創造更多就業，只是這幅拼圖的一部分。我們該如何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從創造的繁榮和機會得到利益？
就這方面來說，西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和阿爾斯托特（Anne L. Alstott）在新書《公共選項》（暫譯，The Public Option: How to Expand Freedom, Increase Opportunity, and Promote Equality）提出了一個全面架構。這個提議不是公共部門應由私人部門取代，而是提供一個公共管理的替代選項，以擴大每個人的選擇、並確保所有人不會被拋在後面太遠。
主要的歷史例證包括郵局、圖書館、游泳池和國家公園。在這些例子中，公共選項至少能用合理的成本，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基本服務。經營良好的公共選項也可提供促使私人部門改善績效。
只要想想人們需要、但私人部門未提供（至少目前未以普及、價格低廉和有效的形式提供）的各種服務：醫療保險、退休金基金、基本金融服務和兒童照顧。在這些例子中，西塔拉曼和阿爾斯托特都提供簡單的建議，至少可以引導美國的政策辯論一個正確的方向－邁向確保更多人參與未來的繁榮。但願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會提出這些建議，和其他達成這個目標的其他創見。
（作者Simon Johnson是麻省理工學院史隆商學院教授、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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