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演進，癌症醫療越來越進步，社會大眾也對於癌症有更多的理解，面對癌症已經從單純追求疾病治療，更全面地擴大到身體層面、心理情緒、社會人際與靈性層次的全人關照。 一般而言，癌症病友往往會面對許多心理調適的挑戰：對於癌症篩檢的擔憂「沒看沒病，看了一身病（台語）」；罹患癌症時的心理情緒反應：震驚與難以置信「怎麼可能？會不會是弄錯了？」、疑惑「為什麼是我？」、自責或對他人的生氣「這都要怪…（是自己或某個人的錯）！」、失落與悲傷「癌症讓我的生活有了重大的改變與失落」、焦慮「好可怕，我要怎麼面對癌症和接下來的治療？」、沮喪與憂鬱「…怎麼會這樣…我好難接受…」…等；治療結束後的生活日常：對於癌症復發的擔憂、我該如何調整生活（生活作息、飲食…等，癌症病友們彼此最常問的問題就是：你都怎麼吃？怎麼養生？）我還可以工作嗎？我能夠結婚生小孩嗎？
這些問題都有許多癌症相關的非營利組織提供訊息和協助，或是坊間許多為癌症病友所撰寫的專書，甚至是病友本身經驗分享的書籍，都值得病友們閱讀參考。以下特別針對乳癌病友們常見的身心議題做進一步討論。
基因篩檢和預防性切除
「我（或我的家人）該做基因檢測嗎？」，具有乳癌家族病史的女性想要檢測自己罹患乳癌的危險性，或是罹患乳癌的母親擔心女兒是否遺傳到自己的乳癌基因，而希望為女兒安排基因檢測。
過去可能會認為檢測結果出來又如何呢？建議不如多關注健康或自我檢查，在適當年齡定期接受乳癌篩檢即可。然而，2013年好萊塢女星安潔莉納裘莉在基因檢測預估罹患乳癌機率高達87％之後，決定預防性切除兩側乳房，此舉讓社會大眾重新看待基因檢測。
值得注意的是，適合這位女明星的決定不一定適合其他女性，整體脈絡的通盤考量有其必要性，並非大明星做的決定就會是最好的決定。在國外進行癌症相關的基因檢測時，都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例如事前需要有心理師進行完整的諮商會談，討論何以要做檢測？是否能接受檢測結果後續的可能作法？以及是否明瞭這些作法的利與弊？…等這些醫療倫理的相關議題。
目前台灣的這些配套措施尚未完備，其實不太建議健康的女性在沒有任何病灶前，貿然進行乳癌的基因篩檢。
選擇適合自己的醫療決策：「夠好就好」原則
乳癌的治療方式相當多元化，手術（全乳房切除、乳房保留手術，還要決定是否要接受乳房重建手術）、輔助性的化療或放射線治療、荷爾蒙療法、標靶治療…等。但是選擇過多往往會造成選擇的弔詭：選擇越多反而壓力與責任越大，也越容易感到懊悔，這現象在醫療選擇方面甚至更為明顯。
著名的行為決策學者Baba Shiv非常瞭解這樣的狀況，當太太罹患乳癌時，他們夫妻的決策方式就是「讓醫生做所有的決定」，他以乘客和駕駛做比喻，病人和家屬可以坐在後座當乘客，平靜地出發，把注意力放在養病和配合醫療，讓自己信賴的醫生坐在駕駛座（決定治療方式），而非自己坐在駕駛座去耗費不必要的精力，蠟燭兩頭燒。
以乳房重建為例，到底要用義乳重建？自體組織重建？還是合併兩者？義乳的材質？自體組織要切下身體的哪個部位？重建的時間點呢？乳房切除手術後立即進行乳房重建？一次性還是要兩階段的義乳重建？萬一需要輔助性放射線治療則可能要考慮延後的乳房重建…短短100個字就已經夠讓人難以選擇了，可以想見醫療上的實際狀況只會更複雜。
乳癌病友們在做決定之前，除了和家人討論，聽取其他乳癌病友的建議，更要讓主治醫師瞭解自己的個別差異，像是不在乎外表的病友們可能根本不在乎乳房重建（如：高齡長者），甚至還問醫生可不可以乾脆把兩邊一起切除比較方便。
某些年輕或中年的乳癌病友則可能很在乎身體形象，畢竟乳房是非常明顯的第二性徵，也往往對性和親密關係有重大的影響，她們對於乳房重建可能更要求美觀或對稱，擔心伴侶或他人的負面評價。
某些病友無法接受身體被增加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堅決反對乳房重建，認為得癌症不是自己的錯，少一個乳房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是他人應該要接納，而非改變自己去迎合別人。
也曾經聽過一個病友分享「我當時每晚都失眠，因為躺在床上總覺得少一邊（乳房）怪怪的，好像不太平衡，後來去做了乳房重建，我就不再因為這樣失眠了」，這位病友是因為生理感官知覺導致失眠才決定做乳房重建，不是為了別人，只是為自己尋求一種「有乳房」的體驗。
這些都需要乘客（病人）與駕駛（醫師）好好溝通，病友們要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和期待，讓醫生有足夠的資訊幫我們做決定。
家庭與人際關係的社會支持
在所有癌症的病友團體中，乳癌病友團體是最有向心力和支持性的第一名，可能是因為社會角色的相似性（媽媽或太太角色），也可能是關於乳癌引發的（和乳房有關）女性認同之共通性，往往讓乳癌病友團體能夠從同病相憐，到同病相依，進展到同病相挺。
建議病友們可以透過相關的社會資源，尋求與其他乳癌病友交流的機會，例如：勇源輔大乳癌基金會、開懷協會、癌症希望基金會…等，會是抗癌路上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
另一方面，家庭的支持，尤其是伴侶支持，對於乳癌病友非常重要。以家庭系統的觀點來說，「病人」角色常無法同時負擔「媽媽」或「太太」角色，如果這個時候其他家庭成員無法跳出來補位或支持家庭的運作，那麼病人就會過度負荷。家庭成員應該要一起面對癌症，共同因應的病後社會角色承擔，例如媽媽或太太常常扮演家中「照顧者」的角色，其他人是「被照顧者」，但是照顧者生病後，其他人反過來要一起分擔「照顧者」的角色，照顧病人也照顧家中其他成員。
同時，病友自己也要能夠在抗癌的過程中重新建構出新的自我認同，而非一味地想要「回到從前」，接納生病後的自己，用多元化的方式面對病後的新生活，才能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抗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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